摘要：本文旨在提供一种关于加密货币作为货币的新视角，以回应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学者对此类分析的呼吁。通过从国家和市场的角度分析加密货币，本文论证了国际体系内部固有的矛盾为加密货币的崛起奠定基础。每个国家在国际货币系统中面临独特的压力，这些数字资产为各国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国家政策的起点是如何在新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此外，加密货币引入了新的信任形式，拓展了货币的概念框架。因此，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由工具理性驱动的社会实践，而非简单的投机泡沫。

引言

2011年的电影《时间规划局》中设定了一种将个人未来生存时间作为唯一货币进行交易的世界，电影的隐喻似乎是，时间可以指向无限的可能，一定程度上金钱也是。但什么能成为金钱，是一个问题。金钱在形式上经历了简单自然物——贵金属加工物——纸币——网络存储的历史过程，对应到市场早期萌芽到民族国家崛起再到全球化的变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每一种形式的金钱都有其时代背景。当代社会对货币形式的想象同样丰富，其中一些尝试已经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关注，不仅来自市场也来自国家和跨国组织。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去中心加密货币是一个典型。2008年中本聪发布的比特币白皮书介绍了这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构想（Nakamoto 2008），2009年1月3日格林尼治时间18点15分，第一批的50个比特币诞生，比特币网络正式启动。（Qin et al. 2021）

市场从不吝啬对技术的追捧，但更值得关注的是长期表现。在比特币诞生后的15年里，虽然其价值虽经历过大起大落，从多次暴跌后又反弹中展现的复原力暗示其并非只是一场虚假的繁荣。截至2024年8月，比特币的总市场价值已经达到$1.15 Trillion，根据CoinGecko网站的数据，可追踪的加密货币种类已经达14,690种。同时加密货币市场中，不仅有在公链上运行的比特币、ETH以太币，还有大量被私人机构管理的担保的，在私有链上存储和流通的加密货币，以及服务于加密货币和加密资产的电子钱包，交易所等商业服务。

加密市场也不乏国家参与者，以区块链和加密技术支持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已经进入主流公共政策的讨论范围，2020年10月，巴哈马政府推出全球央行数字货币（CBDC）（Huynh 2022），其后，中国人民银行也开启数字人民币E-CNY试点，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正在积极研究加密货币的相关政策和法律。（Aysan and Kayani 2022）

2024年7月召开的比特币大会吸引了包括特朗普的政治家、企业家以及其他异见人士，爱德华·斯诺登站在社会个体角度分享了比特币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隐私挑战，其中不乏对中介化系统的质疑，“围绕我们构建的系统旨在尽可能多地提取这些信息，并将其返还给统治者，其中统治者不仅包括政府，也包括Facebook、Google等大型互联网公司在滥用其获得的信任。”（Snowden 2024）

货币和金融一直以来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对象，在上一轮电子货币的兴起中，国家权力向去领土化的跨国公司的流散是IPE学者考虑的问题。（Strange 1996, 46）当前，比特币的创新又为“国家-企业-社会”这种结构中的权力带来新的变化，加密货币作为一种选择是否能打动更多的人，形成一种新文化，也取决于加密货币被当做货币的潜力。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核心议题与观点

本文主要以去中心的加密货币（如比特币）为研究对象，并回应IPE领域对加密货币作为一种货币分析的呼吁，（Chey 2023）通过分析两个相关的问题：

第一，对国家货币权力造成冲击加密货币为什么没有被政府集体扼杀，以及对国家权威来说这种新技术是机遇还是挑战？

第二，没有任何明面价值和安全保障的加密货币为什么获得市场的兴趣，并长期保持，这种市场表现是理性还是狂热？

本文核心论点通过两个视角展开，首先从权力视角看，加密货币与国家的互动是体系层面的，一方面，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竞争，和权力失衡为加密货币的兴起开辟了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加密货币引起国际资本流动性增加的结果也是作用于体系的。对于体系边缘的国家，加密货币的渗透使更多居民有能力避开金融和外汇管制，加剧了弱势货币被边缘化的危机，尽管这种“货币替代”随着货币去去疆界化早已存在。（Cohen 2004, 197）另一方面，对于本国货币已经被严重替代，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信用的政府，加密货币的出现也代表了一种新机遇，降低其在“美元化”过程中，对霸权国家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附，而争取更多货币政策以外的自主性。尽管这种去依附的代价是承担更多未知的市场风险。同样对处于地缘政治敏感地带的国家，加密货币的使用更多被视为一种临时躲避金融制裁的权宜之计。相比之下，对于发达国家或货币权力较强的国家，加密货币固然侵占了本国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市场潜力，但国家间的竞争优势是政府需要优先考虑的，加密货币不断增长的势头也使得政府不得不思考如何在未来的货币的格局中保持领先地位，因而不仅不会轻易的杜绝市场创新，还要参与到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确保自身的权力结构适应无法阻止的技术变迁。在监管原则上，国际社会尚未形成共识，也增加了加密货币的可能性。监管对象更多是发行方和交易所而不是普通用户。此外，国际组织从对加密货币用于犯罪的关注，转向对系统金融风险的关注，增加对传统金融市场的关注。因此，加密货币也一定程度上受益于监管，一方面相关政策和产权制度的完善，使参与者获得了更多的确定性和价值保障，另一方面，准入门槛的设置也阻绝了部分过于投机的短期行为，将发展约束在理性的轨道内。

其次是从市场角度的分析，本文评估了商品货币理论和国家货币理论的观点，并借鉴了建构主义的观点论证加将密货币被作为货币是一种进步。首先，本文将货币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中“一般接受性”的建立是使得货币成为货币的关键。在功能上，加密货币是以记账单位为基础的，其本质是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而随着其流通的增加，交换媒介、价值储存、国际货币等功能得到拓展。在供需上，比特币的供给可预期是一个优势，其挑战是创造需求，尤其是其作为独一无二的需求，加密资产市场的增长和元宇宙概念的传播有助于此。在货币价值上，随着货币内涵从商品货币中的内在价值到法定货币中的信用的转变，作为货币的物自身承载的价值逐渐抽象，从货币观念的建构过程看，实质理性逐渐被工具理性所取代。因此，在当前的信用货币阶段，加密货币的出现，带来的冲击不仅体现在货币非国家化过程中引入了更多的市场竞争，其先进之处还体现在信用形式的变化。分布式系统以连接用户之间信任构成的网状结构代替了，以发行机构为中心的放射结构；共识机制的技术实现将用户参与本身构成系统信任的背书，而不再依赖于中央发行人的权威、偿债能力乃至道德约束等。比起法币，加密货币“一般接受性”的建立过程必将剔除更多的非理性因素，因此加密货币绝不是昙花一现的泡沫，而是货币未来的方向。

加密货币简介和文献回顾

加密货币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定义。从一般意义而言，加密货币是一种不需要国家或政府提供信用背书的货币与交易系统，仅仅通过算法技术和社会共识保障供应与服务。为了引出对加密货币变革能力的分析，有必要概述其机制和典型特征，下文以比特币为例。

比特币既是构成数字货币生态系统基础概念和技术的总称，又是比特币网络中参与者存储和传输的货币单位。（Antonopoulos 2014, 1）这种电子货币允许在线支付从一方直接发送到另一方，而不需要通过一个金融机构。比特币系统中的两个机制值得关注。首先是交易机制，涉及用户之间的交易。比特币使用分散在这个系统中的节点确认交易的合法性、包栝该信息是否由特定的发送者发出、发送者是否拥有所交易货币的所有权以及该货币有没有被多次使用等，通过验证的交易将被记录记录。这个系统视为一个无法被单个节点篡改的公共账本，反映的是对交易的集体记忆。系统对每10分钟内的交易信息打包加密，并产生新的交易模块。（Nakamoto 2008）其次是货币发行机制，涉及系统与部分用户之间的转账，也即“挖矿”。新交易模块生成需要进行复杂的计算，消耗节点资源，而率先完成计算的节点将得到系统发放的比特币作为奖励，这个机制的涉及是为了避免交易网络中无效信息的泛滥。新创造的或消费的每一枚比特币都会通过全网广播被分布式网络记录。    

比特币系统的技术实现还包含大量细节，不在此赘述，但可归纳出几个关键特征，首先是比特币依托互联网,可以轻易的跨越国界；第二是系统有数量不限的节点不易受到攻击，局部节点不会影响系统的鲁棒性；第三事匿名性，注册新用户除了网络地址不需要任何身份证号码，只需根据，系统发放的公钥（可理解为账户）和私钥（密码）就可以参与交易；第四，由于广播形式记录的，所以交易不可逆，只能反向执行交易过程；第五，币值可分，一个bitcoin可以被分到8位小数，因此可以满足小微交易需求；最后，货币发行的有限性，所有新币都是由新区块生成的挖矿机制产生的，总量被限制在2100万枚，使比特币具有通缩属性。

加密货币文献

加密货币广泛学术界的关注，不仅包括技术也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乃至社会学的关注。其中更多的政治经济学文献研究了加密货币作为一项金融创新带来的广泛的影响，Heather和Pinar等人的研究分析了不同国家监管加密货币的动机差异（Ba and Sen 2024; Hufnagel and King 2022）。范塔奇从货币非国家化出发研究了加密货币践行哈耶克思想的潜力（Fantacci 2019）。Napari分析了比特币在土耳其的渗透给里拉带来的影响。（Napari and Parlaktuna 2022）Dow和Fama研究了加密货币对中央银行角色演变的影响。（Dow 2019; Fama et al. 2019）Bouri关注了地缘政治对加密货币的影响（Bouri et al. 2022）。这些文献都为更好理解加密货币这一新型事务带来的影响提供了广泛的视角。

对于比特币是不是货币，学术界存在争论，经济学者一般从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货币职能的表现分析，多数持否认态度（Yermack 2024; Krugman 2013）或将比特币视为一种投机资产，而不是货币。（Glaser et al. 2014）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比特币将有长远的生命力（Luther and White 2014），甚至会对现实货币替代（Luther and Olson 2013）。IPE学者对加密货币作为货币的潜力则更多考虑到国家、市场等主题的权力和利益，Chey的研究值得重点关注，其通过将货币理论纳入IPE研究，评估了政府支持、国家偏好、私人行为者的支持、以及国家遏制加密货币的监管能力四个因素促进和阻止加密货币被作为货币使用的效力。并且其提到早期IPE对电子货币的崛起的分析和预测，包括Cohen与Eric关于国家监管货币能力的意见分歧，这些理论带入到加密货币兴起的时代，仍然有很大的启发。（Chey 2023）

被国家容忍的加密货币：

主权视角

作为背景的全球货币体系

货币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在政治学的视角下并不新鲜，政府作为货币发行方通过铸币税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货币也作为一种主权的标志。在允许货币跨国流通的国际关系中，国家权力的分配不仅塑造着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国家政策的自主性也受到体系结构的影响，乔纳森将这种权力具像化为实施货币操纵、塑造货币依赖、以及进行体系破坏的能力。（Kirshner 1995, 8）

加密货币的出现与繁荣是以全球资本流动性的增加与主权货币竞争加剧为背景的。早在比特币诞生前的几十年，货币去疆界化的议题已经进入IPE研究的视线，科恩在《货币的未来》中将这一过程描述为随着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各国之间的货币竞争已经跨越政治边界，国家当局不再能够对本国境内货币的流通和使用行使最高控制权，这导致货币管理方式的根本变化。（Cohen 2004, xiii）随着一国的经济活动融入到全球市场，各国货币当局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货币等级制逐渐显现。与顶端货币的全球化对应的是弱势货币流通范围和功能的收缩。尽管国际法已经在20世纪中叶承认了各主权政府的专属货币权力，（Cohen 2004, 6）但受限于国家能力，实际上只有部分政府能够长期在领土内行使对货币供给的垄断，并且隔离更具有吸引力的国外货币。落在科恩所描述的货币金字塔的中下层国家，只能有限维持在本土内充当记账单位、交易媒介等基础功能。更加劣质的准货币（Quasi-currency）和伪货币（Pseudo-currency），甚至难以保障其基本功能，而面临被边缘化局面（Cohen 2004, 16）。20世纪70年代拉美部分国家开始出现的美元化是典型的货币替代现象，其中阿根廷“互换计划（the Convertibility Plan）”通过外汇储备确保比索与美元的一比一兑换以抵御通货膨胀，（Jonas 2002, 8）但固定汇率的导致的本币高估，又进一步加剧了对比索的货币替代。时至今日拉美“美元化”的呼声依旧不减。

另一边，强国发行的货币在不断跨越传统的领土边界，充当国际货币的职能。从体系角度看过，金融自由化增加了发生系统性危机可能性的同时7（Haggard and MacIntyre 2000），国家间生产要素的非对称流动带来了全球化的失衡，国际经济尚未形成一个共进退的整体。而充当国际货币的是以美元为首的少数主权货币，强国依照本国利益和诉求制定货币政策，国际公益并非大国的首要考虑，这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动荡。

此背景下，依托通信互联网技术的加密货币自其诞生就具有全球化属性，以比特币为例，一方面基于共识的新币发行机制和无中介参与的交易机制使传统货币中的领土属性被淡化甚至消除了，同时基于算力的工作量证明机制，使得单个国家或集团不可能累积起永久排他性的权威。另一方面，尽管比特币的所有交易信息在公链中有完整的记录，作为交易终端的比特币地址是有用户钱包匿名产生，这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与现实身份的关联，增加了针对交易个体的监管难度。这些特征共同塑造了加密货币的全球流动性。尽管市场尚且存在对加密货币应该归为商品、证券还是货币的争论，仅从金融创新的角度，加密货币已然构成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挑战。单一主权国家的权力难以触及完全基于加密货币的交易市场，使其成为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和逃税等非法活动的温床（Prasad 2021, 176）。加密货币理应因为对政府巩固自身货币秩序构成阻力而被所有传统的货币管理当局视为异端，然而主权国家似乎也无意联合起来对这个游离在领土货币秩序外的幽灵进行围剿。

这种矛盾体现出国家利益关系的复杂性。货币的流通和运行不仅仅遵循市场逻辑，也受到国家权力的支配。而当前的全球货币体系并非一个完美的、高度稳定的权力结构，而是充满挑战的。首先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权货币功能不健全的问题。尤其在地缘政治不稳定和对外债务不断膨胀的经济背景下，脆弱的国家信用不足以保障本币价值和稳定价值预期，阻碍经济活动的稳定运行。市场保护策略的成本上升，政府始终面临通货膨胀和资本出逃的压力。（Cohen 2004, 179）其次是强国主权货币功能的外溢，也即货币国际化带来的问题。扩大的全球化对国际货币的需求日益提升。理论上，为了发挥国际货币作为国际公共物品的作用，多种主权货币之间的竞争应该被鼓励，市场力量应该约束体系大国的权力滥用，但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性和体系的路径依赖，导致这一角色长期以来被美元为首的全球货币，欧元、日元、英镑为辅的所谓精英货币主导，竞争机制难以生效导致大国货币权利与责任的失衡。这种失衡带来的是，霸权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摩擦和对峙，尤其是政治上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忙于哺育自身的货币品牌，区域大国试图发挥自身货币的跨国影响力，而霸权国家旨在维护自身的货币统治。

加密货币就是成长于这些权力竞争带来的间隙中。2009年1月中本聪在比特币初始区块的coinbase参数中引用了当天泰晤士报的新闻标题“《泰晤士报》2009年1月3日财政大臣即将对银行进行第二次救助”，（Raskin and Yermack 2018）彼时的世界尚未从次贷危机中完全复苏，各国政府竞相下场干预，15年后的今天，从贸易到金融，政府间摩擦依然没有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仍在持续。

引入加密货币的全球货币体系

加密货币的技术特征使得单个国家的态度对加密货币的发展进程难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作为嵌入全球金融的一项实践，加密货币在体系层面产生影响，一定程度上，加密货币的生存空间内生于国家间的货币权力的互动。因此，在IPE视角下研究加密货币的兴起，无法脱离对全球货币体系结构以及其变化趋势的分析。一方面，加密货币的出现和兴起也如其他诸多曾经发生的金融创新和制度变迁一样在塑造着国家货币权力运行的环境。另一方面，加密货币自身的命运也受制于全球货币体系的进程，其受到主权国家政策的影响。

新兴市场国家

对于体系中的弱势的货币发行国，货币竞争的战场在其国内市场，货币替代并非是一个最近出现的问题。如上一轮私人机构发行电子货币的兴起类似，加密货币的流行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新的挑战。加密货币的直接影响是本币替代品种类的增加，而非替代程度的必然增加。从动机角度看，货币替代既包括外币替代本币执行交易媒介的职能，也包括保值和贮藏的职能（Handa 1988），尽管后者更多被视作以优化资产组合的资产替代（Cuddington 1983;Calvo et al. 1992）。若不考虑用于犯罪活动的交易，当前加密货币所代表的货币替代现象主要基于其价值储存的功能，尤其是在地缘政治引发的一国经济风险增加的背景下，其与黄金、房地产乃至更具吸引力的他国货币等避险资产的作用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加密货币的可得性更难受到政府干预和有限供给的约束，且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对于全球市场，加密货币的作用可以类比于一个并不稳定的价值蓄水池，其从各货币区吸收因持有风险过高而逃逸的资金。

从竞争过程看，当央行还在同外币争夺本国存款份额作时，加密货币的异军突起放大了“鲶鱼效应”，增加了弱势货币的危机感。维持货币主权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种压力不是均等的作用于所有国家，加密货币首先挤出的是不称职货币的市场份额，由于其无法提供稳定的通胀预期，同时基于管制的市场保护策略变得难以实现。新兴市场国家汇率波动较大，通胀率较高，金融体系狭窄，金融管制风险时有发生的特点（IMF 2021），使对本国货币前景失去信心的居民更容易选择加密货币作为储蓄。加密货币承担了一部分原本外汇的功能，并充当了绕过外汇和投资管制的渠道。虽然加密货币自身的波动性一直被诟病，其与成熟金融市场存在相关性，在遭受严重通货膨胀的地区，加密货币仍然被视为更不坏的选择而被信赖，尤其当可选的避险资产较少的时候。（Ante et al. 2023）Statista在尼日利亚开展的调查中，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拥有或使用数字货币，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6%（Best 2022）。加密货币在土耳其的渗透率也达到16%至25%，是欧美同期的两倍，尽管土耳其政府2021年4月立法禁止了加密货币支付（TCMB 2021）。2021年12月提出进一步限制进入外国加密货币交易所以打击资本外逃的法案，但最终被推迟（Tamac and Öz 2022）。

从结果看，加密货币这种难以管控的全球流动性增加，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国家货币自治权但增加了货币政策的复杂性，更具体地，央行货币政策面临的问题依然是“当居民可用的部分货币供应由国家货币单位以外的货币组成时，如何指导总体支出？”（Cohen 2004, 196），本国货币的供应依然被视为一种“剩余管理”，但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率参数的设定要额外考虑加密货币的可得性和兑换效率。尽管，政府还能用特殊的税收优惠、可兑换性保证或更高的资产回报率（Cohen 2004, 100）保留一部分法币的吸引力，加密货币将法币限制在基础的功能和有限的空间内。从而在本国形成了加密货币、本土货币、外币的三足鼎立之势。从权力的角度看，一方面，原本被强势发行国掌握的货币权力被加密货币的崛起稀释了，强势法币的部分退场对于新兴市场的一个契机是降低对霸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依附性，这种依赖一般没有任何的双边协议作保证,而容易受到胁迫。1998年里根政府下令冻结巴拿马在美国银行的资产，并禁止了所有支付或转移到巴拿马的美元款项，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害（Cohen2004, 130），当年的巴拿马GDP下降了接近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去依附的代价是未知的市场风险，加密货币占据的市场份额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尽管去中心化是其显著优点，与之相关的数字钱包、交易所等多由私有机构管理，存在受到技术供给的可能和价格操纵的空间。USTD（Tether公司发行的一种声称基于100%美元储备金的稳定加密货币）曾被发现用来操控比特币价格（Griffin and Shams 2018）。加密货币可能成为威胁金融稳定、破坏汇率和资本管制的额外全球风险因素（IMF 2021）。看得见的敌人消失了，危险仍然存在于看不见的地方。在极端情况下，常规政策难以有效干预。货币管理职能不得不向保障网络安全、舆情管理等更务实的方向转型。

而对于经济体量更小或者货币替代更严重的国家，加密货币的出现并不会使它们的处境变得更糟糕。一个例子是萨尔瓦多，其在2021年9月宣布比特币的法定货币地位，尽管尚未在日常交易中广泛使用（Murray 2022）。加密货币的一个福利是作为全球金融包容性的催化剂，被传统银行体系排除在外的低收入家庭和边缘群体通过Defi获得线上服务。更加便利和低成本的国际转账将低层移民劳工从西联汇款、速汇金等垄断中介高额的手续费中解放出来（Abdulhakeem et al. 2021）。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21年8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超过北美，成为世界上比特币交易量最大的地理区域（Wheatley and Klasa 2021）。同样对于地缘政治敏感的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加密货币交易提供规避西方金融封锁和制裁的途径，如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加密货币的替代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被赋予特殊的政治意义。

国际货币潜力

加密货币的另一特点是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潜力，这一角色以往主要由黄金和美元承担。Eichengreen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三个主要的基本因素：调节机制、流动性和信心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只能解决前两个。（Eichengreen et al. 1996）贵金属作为国际货币的缺陷是流动性不足，近代以来黄金产量的上涨远远跟不上商品产量的增长，因而无法满足世界经济的发展需求。而主权本位体系的的一个显著缺陷是信心的不可持续，扩大的法币需求与法币本身含金量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而在这之后，特里芬难题并没有消失，而是衡量美国主权信用的标准变得模糊了。当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时，美国就不存在收支危机了，不断累积的外债本身不具有任何实际含义。即霸权国的货币权力缺乏外部约束。在黄金去货币化后，以石油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体系在动荡中运行了几十年。

从权力视角看，国际货币体系有反霸权的动机，一方面，其他主权货币的国际化对美元的权威提出直接挑战，但这种挑战是困难的。Helleiner分析了国际货币的经济决定因素和政治决定因素，信心、流动性和交易网络间接发挥作用（Helleiner 2008）。在一个既定的体系内，难以对先发建立霸权的货币权力产生实质威胁。

另一方面，有希望解决主权本位货币内在矛盾的是超主权货币的使用。SDR是历史上第一次尝试，与多国法币挂钩虽然有希望削弱了单一国家的主导权，但其没有进入流通领域,无法直接用于对外支付,只能够在官方和有限的私人市场中使用，限制了其发展；其次作为政治协商的产物SDR难以实现公平，按成员国基金份额的分配机制拉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清偿能力（Eichengreen 2019）。

相比之下，加密货币的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超主权货币实践，不受任何主权国家的直接控制，反而保障了公平。但市场现存的加密货币尚存在不足，理想中的作为国际本位的加密货币至少需要具备几个特点。

首先，通过共识合约限制铸币权，在货币发行上摆脱主权国家的干预。在这一点上央行数字货币虽然采用了加密技术，但其中心化的管理方式与加密货币的精神背道而驰，反而难以建立跨国信任承担国际本位货币的功能；其次货币的发行量不应该是固定的，而是通过算法机制决定，与全球市场的经济增长相匹配，这进一步要求加密交易进入大众市场，通过锚定消费行为实时调节使货币供给与需求相适应，以解决调节机制和流动性问题。相比之下，比特币的发行量有固定上限使其难免遇到通货紧缩问题，尽管短期内具有投资吸引力，但承担交易的职能有限。

作为国际货币的加密货币的兴起将从货币体系边缘国家向中心国家过度，随着加密货币使用空间的扩大，与主要国际商品形成强大的锚定效应，其价值就有了自我稳定性，因而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对于体系中的霸权国，政治手段对于无中心组织的加密货币的效果是有限的，同时加密本位货币的竞争力也倒逼主权国家采取更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以保障主权货币的信心。对于美国，超主权的加密货币承担本位货币功能并不是最坏的结果。正如Cox所说，美国的国际权力不是来自于其机构，而是来自特权的“结构地位”（Kitchen and Cox 2019）,在加密货币进入主流的国际货币结构中，美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一方面，美国仍然是领导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国，其发达的跨国产业和投资市场有助于其维护其在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加密货币的广泛应用对通信服务、信息安全等软硬件基础设施等有较高要求，美国具备领先的技术优势。此外在全球标准制定、监管实践和司法保障上都有丰富的知识和人才储备。加密货币带来的福祉是将霸权特权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将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向更务实的方向推进，减少不确定性的政治风险带来的摩擦，维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些对于逐渐陷入阶级利益撕裂、政治极化的霸权国家也不失为一个理性选择。

监管

尽管存在于网络空间的加密货币另政府棘手，但其并非完全脱离国家权力的影响。加密货币的命运，尤其是处在成长初期的加密货币同样受到来自体系的压力。从国家监管看，不同国家对加密货币的态度有很大差异，其中部分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如禁止居民发行和持有加密货币，以及与之相关的交易和支付。（Ba and Şen 2024）中国国务院在2021年发布的通知中明确否认了比特币、以太币等加密货币的法定货币地位，将境内或针对境内居民的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视为非法活动（Chen and liu 2022）。更多的国家的政策表现出对衍生市场的担忧（Li and Sugimoto 2023）。此外，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持观望态度，如英国的监管机构在立法时更多考虑在犯罪预防、支持创新和公民权力之间的平衡（Randell 2021）。

从体系角度看，优先考虑的主体从早期的洗钱、反恐融资的识别转向对系统性风险考虑。2022年11月12日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平台FTX宣布破产是一个警钟。风险管理的关注对象既包括发行和服务于加密货的机构组织，也包括传统金融业务中涉及加密货币的部分。IMF在2022年9月发布的两份关于金融科技的文件对国家监管提出了建议，对于密资产服务提供商的提出注册和牌照要求，要求将客户资产与机构资产的分离；稳定币发行机构应遵守严格的审慎要求，必要时采取银行式监管（IMF 2022, 7）；对于其他一般金融机构，IMF建议政府提出加密资产敞口和业务要求（IMF 2022, 5）。2022年7月G20下属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SB）针对私人加密货币提出监管框架，旨在促进对全球加密市场的一致性监管。（FSB 2022）此外2022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在《谨慎处理加密资产风险》为全球银行处理加密资产风险敞口提供了一个基准框架，针对代币化传统资产和稳定币两类资产提出了审慎处理银行加密资产敞口的标准，对于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第二组加密资产赋予1250%的最低风险权重，并将其纳入最新的框架（BIS 2022, 13）。

虽然加密货币最初是出于反国家和反建制的动机而创建的，但即使它们也可能需要政府支持（Chey 2023）。而监管带来的影响不都是坏的，哪怕是一些限制性的手段。更高准入门槛和风险应对机制的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给市场参与者带来更强的确定性。监管的另一帮助是规范市场行为，用户是加密货币发展的关键，而太多投机性的参与，尽管短期增加加密世界曝光度，带来令人振奋的增长。长期来看，不稳定的现金流加剧了加密货币的波动，在一个非中心的自治结构中，市场难以自发筛选用户，和约束参与者的行为。国际组织的技术标准制定和国家监管介入，旨在降低信任成本和打击短期投机行为，实现加密货币市场上良币驱逐劣币，将资源聚焦到真正有价值的实践上。

被交易者认可的加密货币：

市场视角

上文主要论述了当代货币地理的去领土和竞争特点，国家间的竞争为加密货币的出现和兴起提供了空间，主权视角的分析揭示了加密货币嵌入当前国际体系的适当性。而接下来的回答是这种嵌入何以实现，也即加密货币作为货币的属性如何受到市场参与者的接纳。这不仅体现在技术上的可行性，更需考虑的是社会观念和观念的塑造，即加密货币的使用者乃至更广泛的货币持有者如何看待和使用加密货币。这些问题要求对货币的本质进一步探索。

对货币理论的批判性分析

纵观世界货币史，货币在形式上经历了简单自然物、贵金属、金属铸币、纸质代币乃至电子形式的虚拟货币等多种变化，尽管不同时期货币以不同面貌世人，但其中“一般接受性General Acceptability”是将金钱同一般商品所区分的基本标准，也即金钱的另一个代名词“一般等价物”。这里接受性（Acceptability）的普遍化道出了金钱的社会属性，其本质是人的社会关系而无法脱离其作为一个独立事务，⻢克思认为“金钱是人的需要和目标间的掮客、串连其生活和生活方式”.。（Marx 2016, 109）类似地，金钱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就是说，货币的存在不仅是因为人类是社会生物，他们的所有活动（包括经济活动）都发生在非社会框架内，更重要的是，它只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框架内。（Harris 1981 ,4）

而对于金钱之所以成为金钱，理论界也提出了广泛讨论。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属性是从何而来的？对于（以不同形式出现的）金钱的普遍观点是怎样在社会建构的？其中商品货币理论和国家货币理论分别代表了两种分析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的差异视角。对于这两个货币理论的批判性分析有利于评估加密货币作为金钱的潜力，以及这个成为金钱的过程是如何以及将通过何种方式被实现。

商品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市场的产物，其旨在解除简单物物交换中的“需求的双重耦合”限制，拓展了交易的时间和空间维度，（Baird 2000）因此CMT认为一般等价物观念起源的背景是市场交换，货币取材于以自然物存在的一般商品，经过长期的自然淘汰，作为货币的自然物在大多数社会中都以贵金属形式存在，因其自身具备的稀缺性、易分割和称量和不易损耗的物理属性。因此CMT又被称作“金属理论”，（Bell 2001）现实中金属货币的使用历史久远、遍布广泛，商品货币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乃至更近的时代被广泛讨论和拓展。相比之下，尽管国家货币理论的兴起较晚，1905年被弗里德里希·克纳普提出，其强调货币背后国家的力量，将货币的流通与主权空间相结合，将货币的治理作为政治建构的一部分，即使用强制力量规范货币的使用以及与此相关的产权制度，（Ingham 2016）因此SMT也被称作“宪章理论”。（Knapp 1924）主权货币是当代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1978年生效的《牙买加协议》取消了一切关于黄金问题的条款，使得黄金等贵金属“非货币化”，当前流通的主权货币去除了任何对自然物品的法尝性，因此完全作为一种人造物存在。在现在，金钱还部分以账户记录的形式存在，其实体也被去除了，而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

货币秩序

货币秩序的建立要求交易者对作为金钱的认识存在广泛一致性，从观念建构的视角看，CMT和SMT中这种秩序正当性的建立都并非完全出于崇拜自然图腾或绝对服从权威的价值理性，而具有工具理性的特点，即“也（或仅仅）由特定外部效应的预期来保证”（Weber 1978, 33）。拒绝融入这种秩序的个体，或无法享受扩大的和更便利的商品交易带来的红利，或因无法履行政府规定的公民义务受到惩罚或遭受经济损失。韦伯进一步将这种秩序的客观性保障分为“惯例Convention”和“法律Law”两种（Weber 1978, 34）。在权威的缺席下，CMT中交易者对金属货币一般接受性承认的扩散更接近与“惯例”的产生，需要经历从无到有长期的观念演进，贵金属的货币化，不仅体现在用户对其物理加工使其便于交易，更反映交易者意识层面赋予它的社会意义，将对其特殊物理性质的关注转向对可交换性的关注，这种“去自然化”操作，使得抽象的商品价值具体化为共同的衡量标准。SMT则更强调“法律”的作用，在外部力量的推动或约束下，秩序的构建更加轻松。国家往往宣布本币作为领土内统一的记账单位并作为税收的方式。

此外，大部分国家都有都有在其辖区不得拒收本币的规定，以保障本国货币的法定地位。尽管SMT往往将国家的支持放在货币真实性的核心。实际上，国家的强制力并不需要渗透到每一次交易中，其象征意义起到很大的作用，使得法币秩序的扩大和稳固同样依靠观念的建立，即用户对法币的主动接纳。这在货币的跨国使用中体现的更明显，由于强制力的减弱。政府将接受它偿债和纳税之用，法院承认它们可以清偿按美元计算的债务，如弗里德曼对美元的评述：“这张绿色纸片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们有价值，经验告诉大家它们有价值。”（Friedman 1990,249）这种经验的普遍化，使得主权货币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强制规定的用于与国家交易所要求的货币量和流通空间。

加密货币的货币化同样需要其作为一般等价物观念被建构和发展，即关注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推广过程。回归工具理性的讨论，两种货币理论均有启示。首先CMT强调向内寻求，通过挖掘加密货币自身的特殊性，如去中介交易的私密性，数字单位的更高精度价值计量、去中心化金融带来的包容性等，吸引交易者的关注和模仿，以获得网络效应；看似与加密货币的反建制的意识形态矛盾，SMT的启示是向外寻求权威力量的帮助，以缩短观念传播的时间，尽管一个看得见的权威并非社会观念形成的必要条件。官方立场对社会观念有指导意义。在获得主权信用的正式背书外，涉及加密货币产权关系的正式立法和政策指导也能为市场情绪注入更多的确定性。此外，非政府权威的代言同样在推动加密货币的发展。大型零售将比特币作为支付方式推广了比特币的可用性。从学术讨论到媒体的传播都在塑造公众对加密货币的认知，而影响加密货币作为货币的自我实现过程，尽管在实践中这个过程是迂回曲折的。

货币功能

以上内容概述了货币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观点。涉及这种一般接受性的形成和演变，则要求对货币理论中更具体的分析。从货币功能角度看。CMT首先关注的是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其记账单位和价值储存是是源自或包含在这一功能之下的（Bell 2001）。SMT首先关注的是“宪章作用”（Knapp 2003, 38），其作为货币的正当性来自国家规定使用指定记账单位的义务。加密货币是否能履行CMT和SMT代表的这两项终极功能被IPE学者关注（Chey 2023）。

时，商业界的批评者往往从价格波动性过高和较低的单位时间交易次数上限，质疑其记账单位和交易媒介的职能，拒绝其货币属性（Krugman 2013）。从功能的满足推出其作为货币的潜力是可疑的。一方面“满足某项功能”的表述是含糊的，职能的“完成度”缺乏有效的度量。实际上，从货币的演化过程看，货币和非货币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将金钱视为一个形容词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货币现象，（Hayek 1990,56）对货币的理解应该回到“流通性”本身。更重要的是，这种视角忽视了金钱功能的实现与其作为金钱观念的建立存在互构关系，即货币功能可以是一般接受性的结果，而不仅是原因。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首先也是以记账单位的功能进入用户视野的，其本质是可追溯且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进而，随着户头的增加其功能得以拓展，其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存的作用愈发显现。随着市场参与者的增加，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已经远低于初期水平。而未来，随着通信技术的迭代，交易限制的解决更多是时间问题。

货币供需

此外，对货币供需的分析也有一定的启发，以贵金属为代表的商品货币的供给与其他商品并无实质差异。恰到好处的稀缺性被市场青睐，使其不会因过度稀少而丧失交易功能，也不会由于突发的泛滥而摧毁原有的秩序。作为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商品货币的需求内生与市场交易活动，且伴随着交易网络的扩大同步扩大。不同的是，国家发行的货币客观上供给是无限的，而主观上其符号价值受到主权信用和担保能力的限制，理性的政府不会无节制的滥发货币。国家以本币征收税款，并接受其作为支付手段，因此STM认为国家通过税收创造了对法币的最初需求（Bell 2001）。

相比之下，通过技术约束，比特币的供给客观上有限，使其更接近商品货币，但其是以特定目的被人为创造偶然进入市场的，其诞生之初游离于交易活动之外，这也意味着其需求与法币一样要被创造。加密货币的难点是在没有强制力协助的情况下创造需求，并且还要同法币需求竞争。但如上节所述，市场对法币的需求并非都由强制的。那些不受税收约束的人接受法币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受税收约束的人会接受。这对加密货币的启示是，建立一种排除其他货币的专属使用场景的重要性，即创造一种所谓的“元需求”。并以此为基地，通过示范效应以滚雪球的方式为加密货币作为货币创造足够的衍生需求。在比特币发展早期，不可否认黑市交易承担了一部分这种需求。而未来，加密商品市场的发展和趋稳为这种场景的搭建提供了新的契机。 

货币价值

最重要的是从货币价值的角度理解一般接受性。CMT对价值的理解是金钱的可接受性源自商品货币的内在价值，在牲畜、兽皮作为金钱的历史中，作用于生产过程的使用价值尚未从其功能中分离之时，更容易理解这种价值。而对于黄金白银的最终胜出，CMT强调的价值是“most saleable”的，即交易者能够在不遭受价值损失的情况下出售他们（Menger 1892）。这里的无价值损失，一方面源于其物质形态稳定的价值，另一方面主体间性开始显现了，即自身对贵金属价值的认可是以对他人也认可的确信为前提的。价值的建立既不来自于纯粹的客体（即物质形态），也不来自于主体的一端（即单个持有者的主观偏好），而是处于主体之间对客体的认识，随着经验在主体间扩散，个体对价值的理解也愈发的去语境化、去个性化。具体到货币价值层面，“货币的功能价值超过了其作为一种物质的价值，它所提供的服务越广泛、越多样化，它的流通就越快”（Simmel 2004, 142）。因此，尽管有人不喜欢牛羊，有人不喜欢布匹，但很少有人不喜欢金银。convertible paper money的流通则使得观念与价值认可的绑定更为明显，金钱的符号化虽尚未触及贵金属的内在天然价值，但彻底否定流通金钱的物理特征。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处在流通领域只是转瞬即逝的要素，它⻢上又会被别的商品代替。（Marx 1993, 516）因此，在金钱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金钱的象征存在就够了也即从“货币实在论”向“货币符号论”转变。从这个角度看，法币提供的价值基础从一开始就是象征性的，是国家信用投射，在1978年以前尚能以黄金存量评估，在法币发行脱离黄金约束后，政府信用是货币“一般接受性”的唯一基础，因此SMT中主权国家站在了中心位置，金钱价值完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经济事务所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货币形式与实际价值是否对应，而是拥有多少信用和如何转化成现实购买力的问题。SMT是对CMT的延升，从商品到商品符号再到纯粹的信用符号，货币价值来源的指向从具体到抽象，金钱充当等价物以外的功能逐渐被逐渐抹去后，金钱其原有之“魅”即金银的天然魔力，也被理性化为价值符号，并在观念层面对金钱的社会意义展开全面的“去自然化”，货币的形式和内涵被收束到工具理性的轨道之中。从这个过程看，加密货币的挑战是将货币观念中的工具理性进一步推进。货币形式迭代的启发是，加密货币代表的匿名、自治等等价值观本身是否正确的先验判断并不重要，其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社会认同才是关键，而这种价值观正由于法币体系被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蚕食而获得越来越多的受众。在此意义上，加密货币既不同于已经兴起的电子货币，其已在货币形式上做出创新，通过与法币挂钩作为主权信用符号之符号；也不仅仅通过可类比的“挖矿”机制强调加密货币的抽象劳动价值，倒退到对“黄金”的模拟，而是在观念上创造一个更纯粹的价值符号，即在货币内涵上颠覆主权信用的主导地位。

信用垄断权的流散

上文通过对货币“一般接受性”前提的分析，试图将作为货币的物的属性从货币自身分离出来，其结果或是金属货币的内在价值，或是法定货币的主权信用，或兼有二者。从国家介入货币的发行和管理以来，不论是通过铸币机制为金属货币做质量认证，还是通过印钞厂或中央银行执行货币创造，并管理货币流通，国家信用或多或少的介入到货币体系中。在现代的法币体系下，主权信用成为货币价值的唯一来源。

但对政府是否应该垄断货币的发行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一个著名观点来自奥地利学派，其代表学者哈耶克提出的《货币的非国家化》构想了一种有私人银行根据注册商标发行货币并开放竞争，以可变汇率进行交易的市场竞争机制，在其中，无法维持购买力的私人货币被淘汰。（Hayek 1990, 51）最终形成一个只有价值稳定的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高效的体系。哈耶克的思想往往被视作支持比特币的理论基础。（Fantacci 2019）显然，比特币的价值没有得到任何主权政府的背书，作为发明者的中本聪始终是一个互联网世界的谜，实际上没有任何人为比特币的价值和最终兑付负责。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的先进之处在于提出一种竞争机制，利用市场选择约束了货币发行人的不理智决策。但其主张私人银行承担货币发行，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信用问题。

一方面，货币的网络外部性赋予具有规模优势的发行方不对等的优势，因此这种竞争结果更类似于寡头竞争，而不是自由市场。（Fernández and Sanches 2019）因此并不能有效杜绝货币超发的牟利现象。另一方面，不完全信息公开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常态，公众在面对各种信息时未必能做出最佳判断，达不到筛选效果。引入私人竞争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货币失信问题，持有风险依然很高。多发行主体的策略充其量避免了单一主权信用崩溃带来的系统危机，却没有使得货币变得更可靠，反而由于货币的多样化，增加其充当流通手段的成本。货币非国家化实践在制度层面有更好的表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央银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将货币政策的目标写入宪法，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权力的介入。现实中欧元的发行是一次成功的实践，超出了哈耶克本人的预料，被当做一种乌托邦。（Hayek 1990, 23）而欧洲央行作为一个超国家机构，并没有政治意义上的主权，而是货币权力的让渡，欧元的信用并不是主权信用，而是通过协商协议创造出来的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实践。

相比之下，比特币这类去中心加密货币是货币非国家化的进一步延升，因为其不仅挑战了政府的垄断权威，也从本质上改变了信用的建立形式。一方面，没有发行机构管理的货币创造和流通，与任何政府信用甚至任何具体组织乃至个人的信用无关，因此信用不但“去主权化”了，更是一种去“去对象化”，而被视为对需求的完全去中介化，传统上认为这是货币作为一种制度的特征（Amato 2018）。这种无担保的特点，尽管被质疑为一种价值自我实现的泡沫。但也同时是它的优势，其很难受到外部因素的直接冲击。尽管市场参与者会对关于比特币的新闻做出反应，但往往与内容无关，真正影响其价值的还是社会情绪。（Corradi and Höfner 2018）这个无中介的系统不再是一个将信任连向同一个中心（无论是政府还是独立的中央银行）的放射结构，而是个体之间通过信任两两相连的网状结构。因此，不同于私人机构或国家担保的货币，比特币不会由于发行方的信用破产而导致价值归零。在这种分散化的信用结构中，部分节点的流失不会影响整体的稳定性，也因此具备更好的复原力。另一方面，不同于金银，比特币依然是一种“信用货币”，其最大的贡献就是用完全确定的“数字化信用”代替了存在不确定性的“传统认同”，其信用基础不再是依附与政府或者其他权威，而是算法和机器以及参与者共识掌握的公共钥匙记录链。比特币的发行和流通的全过程完全建立在密码学原理的基础之上，通过数学运算来形成约束和规则，整个过程相当于由全体用户进行保证和“背书”，信用通过得到用户的认同进行自我建设和自我扩张，其结果是发行和流通以可计算的方式被牢牢的控制在形式理性手中，而将物质形式和他者信用为代表的实质理性完全排除在外。如果代表国家信用的法币需要国家行为来维护，竞争中的私人货币的信用需要其发行方企业维护，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的则是由所有参与者共同维护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获得好的货币既不是由于“政府的仁慈”，也不是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Hayek 1990,131）,而是源自社会个体的理性和对理性的追求。

结论与展望

本文旨在回应当代IPE学者提出的对加密货币作为货币分析的呼吁（Chey 2023）。基于国家和市场两个视角的分析，本文提出国际体系的内生矛盾给了加密货币繁荣发展的空间，加密货币给国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体系内国际面临不同的压力，如何在新的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是其政策的出发点。其次，加密货币带来了新型的信用形式发展了货币观念的内涵，因此其应该被视为一种工具理性推动的社会实践，而不是投机泡沫。这种结论似乎表现了对加密货币前景的乐观，实际上，当前市场上的的加密货币都尚有不足，作为货币的利用力也不高。同时，多国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虽然与比特币技术上同源，但其二者价值观完全相悖。CBDC获得广泛关注似乎预示着政府货币权力将以另一种形式回归，货币的未来仍有多种可能。

对于加密货币作为主流货币潜力的研究还待持续深入，一方面对于国家视角的分析，虽然本文指出加密货币作为全球化中的典型，应该从体系层面考虑其变革。本文只粗略提供了一个宽泛的框架，具体到某个国家层面的分析将更能体现政府面临的处境。此外对于体系中霸权国家在货币金融领域的结构性权力没有展开分析，美国的态度是影响加密货币未来的一个关键因素，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于市场的分析，本文将重点放在了加密货币的用户，即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而对机构参与者关注不多，包括非盈利的技术开源机构、支付平台等基础设施开发商、以及相关衍生品市场的服务商，这些利益攸关方的态度和行为也影响着大众对加密货币观念的变迁。

总之，对于然后一项科技创新人们往往高估未来两年的变化，而低估未来十年的变化，在加密货币领域也同样如此。在第二个十年中是否能出现全面替代法币的加密货币进入大众流通，是一个无数人关注的问题。